颍泉区周棚街道地处阜城北部。明朝初期，周棚境内的鸭儿湖，是阜阳北乡的“宜居之地”。明朝正德《颍州志》载：“（鸭儿湖）南北二十里，鸥雁凫鸭聚育如云。”清朝初期，这里名为张家店，嘉庆年间因周姓茶棚兴起形成集市而改为周棚，沿用至今。
上世纪70年代初，阜阳地区在6408部队营地基础上建设许寨农场，一度发展出棉种场、苗圃场、面粉厂、毛巾厂、预制厂等8个分厂（场）。当时的厂房以及上世纪90年代堆起来的两座30多米高的土山，至今仍在。
这些年，周棚境内的“云雾小镇”茨河铺渐成市民打卡地。清晨来这里喝碗醇香地道的麻糊，倾听茨河铺百年往事，晚上在颍河岸边数星星，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新方式。
阜阳北乡鸭儿湖
“鸡蛋一块、鸭蛋一块二，你看多新鲜！”每个周日上午，70岁的李进先都要到阜阳国际石材城西侧的宠物市场做买卖。他的家在北边4公里外的鸭儿湖，鸡蛋个头不大、黄里透红，鸭蛋有一部分绿壳，颜色深浅不一，都能卖上好价钱。
鸭儿湖又名鸭子湖、鸭湖李营，属于周棚街道许庄社区。明朝正德《颍州志》就有对鸭儿湖的记载：“在北乡茨河东，去城三十里。先时黄河横流，地之下皆湖。此中南北二十里，鸥雁凫鸭聚育如云。”
从当时的地图上看，鸭儿湖北临母猪港，是北茨河（今黑茨河）与伍明沟之间的一块洼地。据李进先介绍，明朝初年李家祖辈从山东枣连庄迁到阜阳时，这一带还没有村庄。祖辈看到湖中有一群鸭子在嬉戏，便取名鸭儿湖。
鸭儿湖东边2公里处有一条南北方向的伍明沟。相传，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伍奢在伍明居住，他派人开挖了伍明沟，把房屋周边的积水向南导入颍河。到了明朝正德年间，阜阳北乡西半部分还主要依靠伍明沟排水。
当时的母猪港是西淝河南侧的一块低洼地，从太和县三塔向东一直延伸到利辛县王市，长约20公里。伍明沟向北延伸到母猪港，河道接近笔直，在导引母猪港积水的过程中，鸭儿湖的积水也被疏导进颍河。
历史上的黄河泛滥，给阜阳地区多条河流带来大量泥沙，不少湖泊被淤平，其中就包括鸭儿湖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母猪港经过疏浚成为西淝河的支流，伍明沟因阜涡路建设成为阜涡河的一部分。现在的鸭儿湖一带，除了六里庄还有连片的水塘外，其他地方都是庄稼地。李进先的家靠近水塘和一片竹林，养了100多只鸡鸭，每年都有大量鸭蛋上市。周边居民一听说是产自鸭儿湖的鸭蛋，价格高一点也愿意买。
据当地86岁的退休教师李兴国介绍，鸭儿湖后来发展成“鸭湖李营”，主要是因为当地李姓人家占比较大，周边十多个村庄的李姓人家大多是从这里迁出去的。明初的那次人口大迁徙，祖辈中的老大留在了鸭湖，老二去了项城，老三去了金寨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辈之间还互相走动。
以前，鸭湖李营建有家庙。“新中国成立前后，窑湾祖坟有一棵几个人才能抱过来的大桑树，天气好的时候站在树上可以看很远。”李兴国笑着说，以前村民家里来客人，传说到窑湾去磕个头、作个揖，还能借到金碗、金筷子。
辉煌一时棉种场
鲜为人知的是，颍泉区境内有两座30多米高的土山，位置就在原阜阳市棉花原种繁殖场（简称棉种场）院内。这里地处周棚街道许庄社区，占地约1100亩，由东西方向的五七路通往238省道（阜涡路）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阜阳地区棉花枯萎病较为严重，不少地方通过“旱改水”种植水稻。棉种场作为原种繁育单位，之前一直为全地区供种，随着棉种失去市场，国有农场开始谋求新的发展之路。
“当时，我们向地区农业局打报告，决定于1993年在地区棉种场挖塘堆山，用杂交西瓜育种挣的钱建鱼苗场。”原阜阳地区棉种场场长赵德杰说，阜阳行署领导非常支持，一次性批了70吨柴油，委托地区水利局施工队挖了大大小小11口水塘，堆起了两座土山。
关于这两座山的高度，今年80岁的赵德杰记忆犹新。“当时，颍上县谢桥镇小张庄刚堆的望富山高度是37米，棉种场这两座山的高度跟望富山差不多。”他说，鱼塘挖好后，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垂钓，一口鱼塘一天被钓上来的鱼最多时卖了8000元。
不过，棉种场最辉煌的时期还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而是整个80年代。“1960年以后，阜阳行署在当时的伍明区建设民政收容所，1963年后改为公安部门的拘留所。”赵德杰说，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，解放军某部的一个连驻扎在这里，任务完成后部队换防，阜阳行署安排农业部门在这里建设许寨农场，就是棉种场的前身。
1971年，阜阳地区农业局在许寨农场基础上建设棉种场，当时有8块地各不相连，最远相隔几十里。一块地一个人负责，除了繁殖棉花良种，还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。
1980年底，赵德杰担任棉种场第三任场长，开始从事棉花、西瓜、烟草制种。当时，棉种场承担全省的烟草制种任务，阜阳卷烟厂还在这里设有烟草仓库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阜阳后，周边不少居民到农村收棉花，再集中卖给棉种场。
在担任棉种场场长的13年间，赵德杰带领1000多名职工先后创办了纺织厂、毛巾厂、面粉厂、预制厂、大理石厂等分厂，见证了棉种场这一国有农场曾经的辉煌。“棉种场最挣钱的是带领周边农户发展西瓜育种，这些分厂基本上都是用西瓜育种挣的钱办起来的。”他说。
“上世纪80年代，阜阳地区多次在棉种场召开现场会，组织各地学习棉种场1场变5场（厂）、1场变7场（厂）先进经验。”赵德杰说，80年代中后期，棉种场发展多种经营，纺织厂每年纺纱5000锭，300多名职工三班倒，红极一时，其中一次招工就招了80名社会青年。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棉种场风光不再，原有各不相连的分厂为方便管理，通过与地方交换变成了700余亩和300余亩的两大块地。企业改制后，棉种场职工开始承包土地种庄稼，还有一部分自谋职业，只有很少一部分老职工还住在场区。
如今的棉种场，除了大门上牌子没有变，院内的11株合抱粗的梧桐树、几十棵高大的水杉、一排排破旧的宿舍依旧之外，时光已经洗去了曾经的热闹。
“云雾小镇”茨河铺
“布谷，布谷……”凌晨2点，一轮圆月挂在西天，颍河北岸的茨河铺码头笼着一层薄雾。杨树林中的一只布谷鸟叫了几声，又安静下来。路灯照着井字形的茨河铺街，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几条小狗昏昏欲睡，遇到生人会警惕地叫上几声。
此时，张桂兰大娘已经起床，烧水、勾芡，依次放入秘制佐料、手工面筋、黑芝麻，不到3点第一锅咸麻糊就做好了，接着便是刷锅做淡麻糊。凌晨4点半，天刚蒙蒙亮，张桂兰已经把两桶麻糊拉到茨河铺街上。
胡椒的辣、小麦淀粉的黏稠、面筋的筋道软糯，喝起来满口鲜香，这样的麻糊在茨河铺只要1块钱一碗。不到5点，年过七旬的茨河小学退休教师吕振方来喝麻糊，与记者聊起了茨河铺的过往。
原来，茨河铺这个地名在明朝就出现了，与石羊铺可能是同一个地方。据明朝正德《颍州志》记载，“茨河渡，在州西二十五里石羊铺前，渡通太和县。”流经金钩（今太和县阮桥镇斤沟村）、三塔等地，在石羊铺北入旧黄河（今颍河）的北茨河，就是现在的黑茨河，茨河铺古镇处在黑茨河与颍河交汇处。
据史书记载，清朝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，石羊铺被撤销。清朝道光年间，阜阳县驿铺北路设茨河铺，有1名铺司、4名铺兵。由此推断，石羊铺可能就是茨河铺，位置就在黑茨河汇入颍河的河口下游约1公里处的北岸。
明清时期，颍河水运较为发达，茨河铺成为重要的水陆码头，船民和码头工人赶早交易形成的早市，让这里有了“云雾镇”之称。民国时期，这里属于阜阳县王老人集区管辖，有茨河镇行政建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阜阳县设茨河乡。1992年撤区并乡时，茨河乡并入周棚镇（1996年改为周棚街道）。
茨河铺的历史名人，有两个不得不提：吕荫南和李占元。吕荫南，1906年在日本东京同文学院读书期间加入同盟会，武昌起义后与程恩普一起宣布颍州独立。1912年，他被推选为众议员，曾任孙中山的随从秘书，曾代拟《土地法大纲》，1938年出任阜阳县县长，主持编写民国《阜阳县志续编》。
李占元曾经是茨河铺妇孺皆知的人物。他的家在距离茨河铺约1公里的杨元自然庄，民国时建有三进院落。民国初年，李占元在茨河铺街上搞商业开发，门面房3年不收租，促成了古镇商业的一度繁荣。
1921年，李占元从上海购买4辆旧汽车，从事阜阳到界首的汽车运输，后来因为车辆毁坏无人会修无奈停业。“1925年，李占元被奉系军阀张宗昌处死。”吕振方说，李占元死后，家产被充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家的房屋做过学校、粮库、贫民住宅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。
“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茨河铺码头还有不少过往货船，上通周口、下通蚌埠甚至更远，有运石磙等的木船，也有竹竿筏。街上，粮站、食品站、商店、供销社、煤场等一应俱全，十分热闹。”吕振方说，遇到顶风、逆水行舟，河边还有拉纤的船夫。他记得，1977年从茨河铺坐轮船到三里湾码头，船票是2角钱。
上世纪90年代后，茨河铺渐渐冷清下来，码头贸易烟消云散。但是这里的早市依然延续至今。每天，这里的早市大约4点半开启。清晨6点半，在茨河铺东头的十字路口，卖麦黄杏、红薯秧、鹅蛋以及各种蔬菜的村民陆续收摊。到了7:00，这里又归于平静。 
